1949年，蒋介石下令把青岛炸成废墟。刘安祺接了命令，嘴上没说什么，转头却把亲信叫进屋里，关上门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是山东人，要是亲手把青岛给毁了，往后山东几千万人，祖祖辈辈都要戳我的脊梁骨。这个骂名，我背不起。”
那批炸药到青岛的时候，是用军用卡车一车一车拉进来的。
两万公斤，整整二十吨。工兵连夜开工，把炸药分批塞进了大港码头、自来水厂、发电厂、中纺公司和胶济铁路沿线的要害位置。只要一声令下，整座城市的工业命脉和基础设施，几分钟之内就能炸成渣。
这是蒋介石的意思：守不住的东西，一根钉子都不能留给共产党。
1949年5月的山东，解放军已经把全省打了个遍。济南早就丢了，其他地方一块接一块地没了，青岛成了国民党在山东最后一个钉子。三面是解放军，一面是大海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这座城守不了多久了。
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。青岛有港口、有工厂、有铁路，完完整整地交出去，等于白送共产党一座军火库。他拍了桌子：炸，全部炸掉，一样不留。
接令的人叫刘安祺，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，手底下七万兵。黄埔三期，从北伐一路打到内战，蒋介石信得过的将领没几个，他算一个。
命令传到他手上的时候，他盯着电报看了很久。
两万公斤炸药一响，青岛就完了。水厂没了，全城断水；电厂没了，全城断电；码头和铁路一毁，整座城市直接瘫掉。到时候遭殃的不是共产党，是城里几十万老百姓。
可蒋介石的命令就是命令。抗命，是要杀头的。
刘安祺拿起笔，给南京回了电报：坚决执行。
回完电报，他把房门关上了。
就在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的那几天，有一个人找上了门。
这人叫张公制，70岁，晚清最后一批举人，当过山东省议会议长。在整个山东地界上，这位老先生说句话比县长好使。他拄着拐杖，不请自来，直接闯进了司令部大院。
卫兵想拦，刘安祺听说是张公制，摆了摆手，让人领进来。
老头进了屋，也不坐，也不喝茶，拄着拐杖站在刘安祺面前，开口就是一句话：
“安祺，你是山东人，我也是山东人。你要是炸了青岛，将来山东人骂你三代，连给你爹上坟烧纸的人都不会有。”
刘安祺没吭声。
张公制又说：“你打了一辈子仗，是非功过，后人慢慢说。可你要是亲手把家乡炸成一片白地，这笔账谁也替你背不了。”
说完，老头拄着拐杖走了。
刘安祺一个人坐在屋里，坐了很久。
当天夜里，他把最信得过的几个亲兵叫进了密室，把门从里头锁死。
他压着嗓子下了一道命令：“你们今晚就出去，把所有埋好的炸药引线全部动手脚。能剪的剪短，能松的弄松，外面看着好好的，实际上一点火就灭。”
几个亲兵对视了一眼，没敢吱声。这道命令要是被南京派来的督战特务发现，在场的人一个都活不了。
刘安祺又加了一句：“从现在起，没有我的亲笔手令，谁也不准碰那些引线。谁要是敢擅自点火，先过我这关。”
当晚，亲兵们分头出去，一处一处地做手脚。有的引线剪短了，有的灌了沙子，有的在关键节点直接把线给换掉了。整套操作做得很隐蔽，表面上看炸药系统完好无损，随时可以起爆。
南京那边一直以为一切都在按计划走。
城外，解放军三野32军正在一步步逼近。上面给了明确命令：尽量少打，能不用重武器就不用，保全城市。部队没有猛攻，而是一点一点地压，逼着国民党守军自己撤。
城里头，青岛的地下党也没闲着。纺织厂的工人在范澄川等人的组织下拉起了护厂队，三班倒守着工厂和设备，就怕国民党走的时候顺手点把火。
1949年6月2日，刘安祺下令撤退。
七万人分批登船，从大港码头上舰，往南开。刘安祺是最后走的那批人之一。船离开码头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——红瓦绿树，栈桥还在，码头完好，水厂完好，电厂完好。
两万公斤炸药，一两都没响。
解放军进城那天，青岛基本上是完整的。工厂能开工，自来水能用，电灯能亮，老百姓的日子没断。
刘安祺到了台湾，蒋介石有没有追究他？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他因为这件事受过什么处分。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到处丢城失地，蒋介石焦头烂额，大概也顾不上一座已经丢掉的城市到底炸没炸。
刘安祺后来在台湾继续带兵，最后以陆军一级上将的衔退了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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